不负责任大国？美国、苏联与世界秩序
赫德利·布尔
作者简介：Hedley Bull(1932.6-1985.5)，澳大利亚籍贯、国际关系学者，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the Brit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界的重要学者。曾先后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牛津大学，代表作包括《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正义》、《世界政治中的干涉》等。
美国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行动表明，它们或许正在放弃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所提出的主张。也正是因为这些主张和理念，才使得其它国家在整体上将美苏两国视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管理者。当然，这些主张并非十分强烈，其他国家也只是试探性和部分地接受。但是在基本无序的世界里，两个超级大国维持这一角色的能力正是秩序形成的溯源之一，而它们的无能为力则部分表明构成秩序的源流正在逐渐枯竭。
“大国”是一个具有规范性内涵的褒义概念。承认一个国家是大国，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位于世界前列，同时说明国家本身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均承认其具有特殊的权利和责任。大国的权利包括在解决国际问题时，相较利益攸关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例如，《联合国宪章》承认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方面，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特殊的权利。同时，国际社会期待大国承担的责任包括：在制定本国政策时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同时在广泛拓展本国利益外延的基础上，维持一个符合大多数成员国利益的国际体系。
大国有条件对维护国际秩序做出特殊贡献。一方面，大国可以有序地管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普遍和平与安全主要系于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国为了维持均势、管控危机和遏制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尽管它们经常无法采取类似的行动），这些行动有利于建构一种维系基本社会生活的秩序。另一方面，大国还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建构秩序：或是强加秩序于本国主导的地区，或是就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谅解以避免摩擦，或是通过合作推动它们的共同意志。
当然，大国所宣称的固有特权与责任也应当持续受到挑战，即使它们的确正在寻求改善秩序以及“负责任地”开展行动。应当说，它们所维系的都是符合其偏好的秩序（包括向弱邻主张地区霸权、划定势力范围、联手贯彻国家意志，乃至共同维护大国间的和平），而在国际体系中，总是存在其他国家试图用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秩序取代既有秩序。同时，大国拥有特殊权利与责任的思想所体现的等级制，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相违背的。此外，权力分配的变化有时还会削弱守成大国的主张，并且促动新兴国家的大国雄心。比如，当今的英国和法国是否“配得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值得怀疑的；相应的，诸如西德、日本、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要么在客观实力上“值得”更高的国际地位，要么在主观意愿上相信自己可以更进一步。
然而，大国经常能够使他国长期接受自己享有的特权。寻求国际体系中最低限度秩序的愿望总是如此强烈而普遍，以至国家宁可接受体现既有大国价值观的秩序，也不愿看到国际秩序的崩塌。在这一层面，如果大国在享受特权的同时能够严谨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大国可以不坚持突显自身的特殊权利，如果大国克制自身明显会破坏秩序的行为，如果大国展现可以回应变革需求的姿态，如果大国能够将次要国家吸纳为合作者或是伙伴国，那么大国就可以更好地让他国接受本国的特殊权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有能力发挥大国的传统作用。用“超级大国”（这一术语是W.T.R. Fox在1944年论及英国时提出的，至少英国当时仍然是反法西斯同盟的三巨头之一，同时也是广袤的帝国联邦的核心）来形容它们，体现了那些洲际规模的大国（它们的军事力量直到现在才被调动起来）和欧洲传统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如伴随着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崛起，意大利城邦国家无力奢望能够追求大国地位，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也让欧洲国家黯然失色。可以说，“超级大国”这一术语并未给“大国”的概念增添新的成分，只是暂时性地突出大国地位的重要性。将二战后的美国与苏联视为“超级大国”使人们认识到，只有这两个国家在实力层面上可以担当大国的角色。
可是，美苏两国都未能达到对于大国的规范性要求。事实上，美国提出了一个基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制度性合作的国际秩序构想，并借此获得了许多国家的响应。美国具有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并且准备利用这一优势帮助其他国家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社会和经济，从而促使它们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领导地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开放性无可比拟地增强和提升了外界对美国的亲近感与理解度，从而使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得到认可。至少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其它国家普遍承认美国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唯一保证者。然而，除了介入太平洋事务，美国并没有以大国管理者的身份与其他大国持续合作的战略传统：在欧洲地区，美国摇摆于救世主式的干涉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在拉丁美洲，美国要么统治这一地区，要么基于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参与地区事务。可以说，至少在1945年之后的前二十年，美国始终拥有压倒性的权力：的确，如果说这一时期存在对总体均势（即在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威胁”，那么更多是来自美国而非苏联。事实上，由于大战胜利带来的荣耀以及对本国价值观的自信，美国长期寻求建立体现自身偏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努力有时是单方面的，有时则通过联合国以及一系列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来实现。
苏联继承了俄罗斯大国外交的传统，却拒绝予以承认，并在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继续宣称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他们认为，由各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世界民众团结一致的愿景，可以建立一个忠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网络，而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深恶痛绝的愿景。此外，苏联未能区分国际共运的利益与本国利益，致使从斯大林和铁托的争执开始，就将自己的共产主义同盟推向了一种极端的状态：要不然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叛离者，要不然就是被迫接受苏联领导的服从者。同时，苏联也因其对美国权力的制约，在世界其他地区获得了一定的信誉：尽管苏联的经济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即便苏联的军事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较之美国也相形见绌，但作为世界第二大权力中心，苏联依然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障碍。因此，苏联的力量成为其他国家自由行动的条件，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中，一个实质上的联盟（即使只追求有限的目的）在苏联和那些期望摆脱美国及其盟友统治的国家与政治运动之间逐渐兴起。特别是，苏联的支持推动了第三世界对于殖民主义、非洲种族歧视和西方经济掠夺的反抗斗争。不过，苏联的力量也同样被用来推行自身的统治形式：伴随着苏联在东欧、西欧、中国、日本、中东地区的扩张（最近又扩展到非洲和亚洲的西南部），相较于重视苏联对全球力量的平衡作用，人们开始更加恐惧它的权力扩张。
直至今日，美国（尽管它的国内政治倾向于“制衡”理论）和苏联仍然未能深刻地理解以下原则：即便大国的实力优势源于国内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合法积累，但还是会让其他国家和民众质疑其合法性。美苏两国都具有一个本能的信念，即道德追求可以抵消优势权力对他国的威胁，这种追求既包括民主社会追求人类幸福的独特使命，也包括共产主义政党和国家投身于解放受压迫民族或是推翻反动政府的进步性的历史任务。同时，美国和苏联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并不重视本国之外的价值观念（前者比后者更为明显），而这也是具有庞大社会体系的国家所特有的方式（中国和印度亦然）。此外，当美国和苏联成为超级大国时，都处于经济相对自给自足、无需依赖世界经济的状态——即便这一情形现在已经有所减弱，但相比于传统的欧洲大国，美苏两国亦然保有更多的独立性（肯尼思·沃尔兹的最新观点）。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史无前例地缔造了一个旨在推动大国合作以管理国际体系的高度程序化的制度工具，但它们很快就抛弃了这一工具，然后为了实现各自所构想的世界未来而争执不断。然而，在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1974年的《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两个超级大国又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合作框架。尽管上述尝试只是刚刚起步，但国际社会仍普遍认为这种努力带来了希望：即便不能积极地缔造和平，但至少可以避免全面核战争的爆发。这种合作框架并非源于美国和苏联的传统观点与外交学说，也并非有些人所宣称的两国不断趋同的产物。事实上，它不过是美苏两国因为意料之外的新危险，而对生存这一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的一种表现。这种避免毁灭性核战争的共识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巅峰时便已产生，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形成了管控危机的早期规则与指引以及关于军备控制的谅解备忘录。此后，上述内容在正式协议中被制度化，其中最重要的当属1972年5月所签订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及相关协议。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夸大这一时期所签订协议的现实意义。推动相关协议签订的共同利益理解仅限于避免核战争，但能够缓和美苏斗争并致力于由消极共存迈向积极合作的全面缓和方案（而不是单纯地认为可以将斗争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始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法国、中国和西德陆续拥有核武器（西德拥有核武器只是理论上的可能，但苏联在关于《核不扩散条约》的讨论中却对此体现出了好像已经成为现实的强烈关切），在美苏两国关于避免核战争的共识中，也夹杂着维系超级大国主导权的共同利益认知。实际上，关于军备控制与危机管控的协议，是在一系列涉及欧洲关系正常化和边界合法化的协定签署之后才达成的。这些协议始于西德的“东方政策”，而后通过1971年的《柏林协定》和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将超级大国和其它国家纳入其中。同时，由于美国公众对全面缓和紧张局势和“结束冷战”的期望，以及对美国消极回应苏联和西方世界缓和政策的失望，促动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了关于“谈判时代”（era of negotiation）与“和平框架”(structure of peace)的相关计划，其中就包括超级大国之间的多领域合作。但是，这些期待只是不合理的想象，苏联方面也不可能将这种缓和纳入战略考量之中。
尽管在军控领域所达成的协议（最知名的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外层空间条约》《海底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反导条约》以及关于战略进攻性导弹发射器的临时协定等）使得超级大国的合作蹒跚前行，但与军控理论所预设的目标仍然相去甚远。除《反导条约》之外（它在提升稳定性方面的效果比较模糊，现在还面临着被废除的风险），美苏两国没有通过任何正式的协定来增强战略核平衡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由于改善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反击能力而产生的威胁依然无法管控。自从美国参议院于1972年通过《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来，“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重心就转向了与战略平衡目标不相干的战略“均等”(strategic parity)。同时，也少有军控协定能够实现遏制“军备竞赛”或降低战略武器水平的目标。事实上，军控协定所能到达的最大成效就是：证明超级大国有能力在这一领域达成严肃的协议；积累了涉及相关协定谈判、执行和监督的大量经验；以及美苏在一些相对次要的军备竞赛领域达成了一致（大气层核试验、在外层空间和海底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生物武器、核武器扩散等）。
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超级大国“走到一起”（the coming together）并未获得其他国家的普遍认同：它们确实有理由担心，美苏两国在某些情况下会为了双方的交易而牺牲他国利益。苏联将与美国靠拢作为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的“对等回应”（pari passu），中国则相应提出关于“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威胁的理论，并在第三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法国（像中国一样）寻求发展本国的核武器力量，抵制美苏主导的军控进程并试图削弱其影响。印度以及其他“核门槛国家”（threshold nuclear powers）认为《核不扩散条约》会限制它们发展核武器，并提出了以“垂直扩散”（vertical proliferation）来平衡“水平扩散”（horizontal proliferation）的理论，旨在表明军控谈判几乎没有影响到超级大国的核武器积累。东欧和西欧日益担忧美苏两国会避开自己的领土，而在欧洲大陆上爆发冲突。早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阿登纳轴心”（de Gaulle- Adenauer axis）就表达出了西欧的忧虑：美国在与苏联结成“不良伙伴关系”（adverse partnership）的过程中会牺牲欧洲的利益；同时，超级大国的相互谅解意味着苏联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意妄为，而这也在1968年美国未能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反应的案例中得到了部分证实。
我们还必须记住，就算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比1963年和1974年更进一步，但依然不足以构成国际秩序的基础：即使这一时期的美苏联合起来，也无法改变两国的国际事务管控能力明显衰退的事实。在缓和时代的初期，有些观点（例如约翰·斯特拉奇等人所提出的）认为，美国和苏联可以联合起来在世界上强势推行某种形式的共管机制（至少在拥核问题上）。然而，无论是西欧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复兴，还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国家群体的力量展示和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均表明超级大国管控能力的局限性。基辛格在任职期间曾试图以更广泛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来回应这一问题，但仅仅停留在愿景层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已经没有人会主张，超级大国的结合（即便可行）是缔造世界秩序的有效路径。
然而，美国和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合作也的确让我们意识到：它们至少为更加安全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伴随着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缓和，美苏两国创造了诸多规则和指引，以便当它们再次面临危机时（例如1967年和1973年的中东战争）能够更好地预测彼此的行动。同时，整个世界都开始意识到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核战争的危机已经不再紧迫，核时代的风险至少在短期内可以被克服。为了防止核大国在冲突过程中彼此疯狂报复（例如贝特朗·罗素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所表述的那样），美国和苏联开始以负责任的行动来证明它们的主张可信。毋庸置疑，尽管有些国家担忧超级大国之间的谈判会以第三方国家的利益作为筹码，但是避免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不仅是美苏的共同利益，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众的根本诉求。
如果不承担特殊的责任，大国也不能指望享受特殊的权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我们已经目睹了超级大国放弃成为负责任管理者的现实，构建合作框架的努力已经被弃置一旁，原本推上日程的行动也开始搁浅。基辛格寻求的全面缓和已经完全消失，由于相关政策受到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就连基辛格本人也已经将之从个人记录中完全抹去。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已经完全被美苏两国抛弃，即便后续还能再次展开，也无法重拾谈判伊始的动力。超级大国曾向《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签署国给予了“他们正在严肃地就削减核武器进行谈判”的答复，但现在这一回应已经毫无信誉可言。事实上，美苏两国都致力于大量扩充武器和增加军费开支，并且日益显现出不惜使用武力解决威胁的姿态。
本文并不打算评判哪个超级大国应该对缓和的破裂负责——虽然美国指责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建设，认为苏联所追求的欧洲地区优势以及对第三世界的新军事干预打破了缓和的规则；而苏联则指责美国联合西欧、日本和中国包围苏联，同时认为缓和的规则并没有要求停止意识形态的斗争。本文甚至不会假设缓和的破裂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应该逐渐认识到，作为竞争对手的美苏两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形同一家”（cohabited），而建立稳固而持久的美苏伙伴关系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幻想。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某种变革正在到来。美国和苏联已经不再是全球核力量的托管国；正如20世纪50年代一样，美苏两国正在动员世界上最强烈的情感之一——对战争的恐惧——来对抗彼此。通过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以及在非洲的间接干预，苏联正促使第三世界滋生西方国家所长期存在的反苏立场。事实上，由于苏联在历史上并未介入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事务，它本有可能避免这一问题。相应地，美国也在发布交战声明以及为新的军事干预重做准备——它的政策更倾向于表达情绪而非追求成果，它无力控制国内的仇恨与贪婪潮流，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美国作为西方领导者的地位，并使其以更加丑陋的姿态转向了第三世界。事实上，除了超级大国近几十年的行动，还有其他原因在瓦解着当前的国际秩序，我们当然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美国和苏联的某些作为和不作为。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已经难以在任何角落找到任何依据来证明，美国和苏联仍然是这个基本无序的世界中的“负责任大国”。
Sour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35, No. 3, Superpower Diplomacy (Summer, 1980), pp.437-447
翻译：江朋飞 校对：刘笑阳 编辑：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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