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依然能够战胜新冠疫情
史蒂芬•M•沃尔特
作者简介：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05年）。曾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兼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常驻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学者，并担任国防分析研究所、海军分析中心和国防大学的顾问。目前担任外交政策、安全研究、国际关系和冷战研究杂志的编委，合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康奈尔研究安全事务》。其代表作《联盟的起源》曾经获得1988年埃德加·弗尼斯（Edgar S. Furniss）国家安全图书奖。
美国依然能够战胜新冠疫情
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事件，会迫使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金融交易、工作方式以及未来设想方面做出迅速的判断与决定。无论是在Twitter上、在访谈里、还是在《外交政策》中，预测者们根据所收集到的信息及其一贯秉持的世界观（即理论），每天都在撰写着热点文章。
就连我自己也不例外：我已经对正在发生的情况做出了“现实主义者”的快速解释（quick “realist” interpretation），提出这场危机可能会加剧民族主义、增强美国各州的力量、加速全球影响力向亚洲转移、降低对美国领导以及能力的信心，以及鼓励国家部分退出过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等。在《外交政策》上个月组织的专题研讨会上，我提出新冠疫情最终会缔造一个比今天“更少开放，更少繁荣，也更少自由”的世界。
尽管我仍然坚持自己的预测，但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重新考虑：我的某些观点是否可能无法实现。特别是，关于全球影响力将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最初预测，是否真的如我曾经所想的那样深刻。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犯了很多错误并且还将继续犯下更多的错误（这些失策和误判会造成成千上万本可被挽救的死亡以及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但是美国社会的灵活性、创新性和适应性与各级政府的明智举措相结合后，仍有可能推动美国度过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并很快恢复元气。不过，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形势严峻且正在恶化，但问题是从现在开始的一两年内，情况将会如何发展？不用说，如果美国变得比我认为的更有能力也更有弹性的话，那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令人担忧的是，在亚洲地区可能会有不完全在意料之外的第二波疫情迹象。当然，上述情况同样可能在美国发生，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放弃在复活节（4月12日）重启经济和重回教堂（fill the pews）的想法是一件好事。我的观点很简单：尽管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反应是如此地糟糕透顶，但在一年后可能（要再次强调，是“可能”）会好转。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新冠疫情就并不一定预示着全球影响力的深刻变化。
此外，美国可以摆脱人们的最初预期并进入更好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元”。它依然是世界的储备货币，在经济动荡时期仍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资产。疫情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带来了对安全的急切诉求，而这种诉求已经强化了美元的安全地位——外国对美元的需要将美国更容易向外借款。的确，根据芝加哥大学保罗·波斯特（Paul Poast）副教授的说法，“要说真有什么的话，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动荡也只是在强化美元的主导地位。”可以说，考虑到美元是美国全球影响力持久存在的重要因素，新冠疫情的危害或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
此次疫情对美国全球地位的长期损害程度将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美国能否在国内控制疫情，从而平稳地恢复经济并让其他国家相信美国依然可以应对危机？今后的美国将比目前做得更好也并非毫无可能。其次，美国在应对疫情这一全球问题时会否还保持“美国优先”的态度？或是开始展现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或者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那种全球领导地位？
迄今为止，美国的反应一直是外交失职（diplomatic malpractice）的典型案例——考虑到是谁在执掌白宫以及是谁在管理国务院，这种状况并不足为奇。在危机的最初阶段，美国并没有努力促使世界其它大国达成共识，而国务卿蓬佩奥则几乎在国际视野中消失。然后，他又坚持要求任何联合声明都要将COVID-19病毒称之为“Wuhan病毒”，从而引爆了最近的G7会议。如果蓬佩奥的目标是让外国对美国更加愤慨，以及让美国显得小家子气（而非有原则的），那么他的做法几乎再好不过了。此外，当所有国家都面临疫情危险乃至任何地方的疫情爆发都会构成他国的潜在威胁时，蓬佩奥却还在痴迷于伊朗问题。尽管有迹象表明，美国的外交立场或许会变得更加灵活，但目前美国的反应依然呈现出残酷、短视和政治上的音盲（tone-deaf）。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对他国的援助和对IMF等多边机构援助的适度增长，但是根据全球发展中心的斯科特·莫里斯（Scott Morris）所言，“假如你全面地观察美国在国际层面的一揽子回应，坦率地说，它对美国机构而言只是一笔相对保守、规模很小的额外支出。”同样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会看到特朗普政府像前任政府那样，发挥出具有创造性的多边领导力。
那么，我愿意看到美国在当下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同我对离岸平衡战略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主义霸权的反复批评是否矛盾？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离岸平衡者（又称“约束者”）不反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广泛参与；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赞成强化国务院的作用，认为外交才应该是美国的第一选择，诸如制裁、胁迫和军事力量应当谨慎使用，乃至将其作为最后的手段。正如我在《善意的地狱》（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中所说的，“在离岸平衡状态下，外交居于中心地位。”而在我们应对并驾齐驱的全球疫情和全球衰退（正在迫近）时，这种选择也是绝对正确的。
事实上，“约束者”所反对的是这样的军事承诺：它们无法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在战略意义不大的遥远地区推动政权更替、社会改造和国家建设；倾向于发出最后通牒而非寻求创造性妥协；以及不切实际的外交政策所要求的臃肿军事预算——它们抢夺了本应用来维持国内繁荣和应急准备的国家资源。
那么，特朗普政府从国内无能为力和国外无动于衷的态度下转身是否为时已晚？我不持乐观态度，但也认为并非绝无可能。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唯一长处就是：他能够在没有道歉或羞辱的情况下扭转步伐，并且假装自己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提前设想好的。在这场危机开始之际，他已经在尝试改写自己失败的历史。同时，也没有任何原因可以推理出，他无法将疫情作为一种机遇来恢复他国对美国判断与善意的适度信心——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对美国全球地位的长期损害可能会大大减轻。尽管有大量的反证存在，但我仍然希望特朗普可以最终听取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做正确的事吧——有的人会为此高兴，而其余的人则会对此震惊。”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网站 2020年4月3日文
翻译：刘笑阳 编辑：汪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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